【摘  要】文章从选人、育人、用人和励人的角度分析了中山先生的人力资源管理管理思想。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选人；育人；用人；励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其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形成了完整、系统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他在选人、用人、育人和励人等方面都有精湛独到的主张，至今对我们社会主义的各项建设事业还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一、选人

（一）主张以考试和选举的方式择人

孙中山认为仅有选举制度还不够，他还主张改革人才的选拔办法，必须实行考试制度，将有真才实学的人士选拔出来供国家使用。孙中山研究了古今选才用人的制度，总结了中国历代选才用人的经验教训，考察并借鉴了西方诸国选才用人的利弊优劣，主张实行“考试择人”，即通过考试来选取和提拔人才。他在纪念《民报》创刊一周年的演讲中提出，革命胜利建立起共和制度后，就要改革人才选拔制度，扬古今中西之长，避其所短，“要设立独立机关，专掌考选权，大小官吏必须考试，定了他的资格。无论那官吏是选举的抑或委任的，必须合格之人，方得有效。”他在《五权宪法》中说：“没有考试，虽有奇才之士，具有飞天的本领，我们亦无法可以晓得，正不知天下埋没了多少人才。”他坚持自己的用人方略：“以后国家的用人行政，凡是我们的公仆，都要经过考试，不能随便乱用的。”

孙中山主张以考试和选举结合的方式选拔人才。“仅有选举不能辨别一个人的才能高低，仅有考试也不能识别一个人贤与不贤。只有将考试和选举结合起来，通过考试辨其才；由选举判断其品德。这样才能挑选出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

总起来说，孙中山完成了从科举考试到文官考试的对接，奠定了我国近代文官考试制度的基础。这些方法的实行，既避免了科举制“以文为万能”、“唯文是务”的弊端，又弥补了西方仅凭一张利嘴竞选而又无真才实学的不足。

（二）主张考试权独立

考试权要独立。这是孙中山在其《五权宪法》政体模式中设计的一种政治思想，构成了《五权宪法》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之一。诚如1906年他与该鲁学尼等人谈话中所说:“希望在中国实施的共和政治，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外还有考试权和纠察权的五权分立的共和政治。”

（三）选才标准

首先，孙中山主张选择那些德才兼备的人才。孙中山明确提出，选拔使用人才，“必定要有才有德，或有什么能干，若是没有才，没有德，又没什么能干，单靠钱是不行的。”他在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期间，就公开宣布了自己选取任使官吏的基本原则：“任官授职，必赖贤能。”他在批转内务部《请颁文官试验令》的呈文时说：“国家建官位事，惟任贤选能，乃懋厥职。古今中外，罔越斯旨。”

其次，坚持选拔那些具有坚强意志的人才。孙中山在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可以说是历尽艰辛。辛亥革命前，武装起义经历多次失败，革命事业也经历了多次低潮。革命事业的现实，需要革命党人具备坚定的信念和意志。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后，革命党原来的内部政见分歧愈演愈烈，甚至派别林立。孙中山注意到，革命力量内部有一些缺乏革命意志的投机分子。因此，在选择和使用人才时，他特别强调被选拔者要具备坚定的革命意志。早在辛亥革命发生以前的1909年，他在给吴稚辉的信中就谈到革命事业所面临的内外困难，并特别推崇那些革命意志坚定的人。他说;“际此胡氛黑暗，党有内哄，诚为至艰危困苦之时代，即为吾人当努力进取之时代也。倘有少数人毅力不屈，奋勇向前，支撑得过厄运，则以后必有反动之佳境来也。”。1923年，他电召叶恭绰回国，在对叶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他所面临的内部问题及其用人观的这一变化:“我内部干部，派别分歧，政策之执行，固不能贯彻。即行政事务，亦互相牵掣，各为其私，其何以济?君既意志坚决，我想将一切政务事务，交君主持，我专务其大者远者何如?”

二、育人

（一）注重提高国民素质

中山先生清楚地认识到一国的国民程度、国民素质状态与该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密切相关，深刻地认识到国民素质对建设、维护共和政体的重要作用。他清楚地认识到国家的根基是建筑在国人思想之上，他清醒地知道:“国家之兴亡，政策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糜。”又说:“夫国者，人之所积也。人者，心之所器也。国家政治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以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

中山先生把树立爱国主义，提高人的政治素质放在改造和提高国民素质的首位。他说:“做人的最大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知道怎么样爱国，怎么样可以管理国事”，“国民须人人有爱国心”，“若我国四万万人，以爱身爱家之思想之能力，合而爱国，则我国之富强，对内对外，可以在地球上占第一强国。”“爱国心重者，其国必强，反是则弱。”反复强调了爱国是做人的基本准则，是国家富强的前提。

中山先生非常重视国民文化素质的提升。他认为西方列强国力强盛是由于文化科学技术的发达，“其国多士人”；“故欲我国转弱为强，反弱为盛，必俟学校振兴，家弦户诵，无民非士，无士非民，而后可与泰西诸国并驾齐驱，驰骋于地球之上。”他把普及教育，提高国民文化素质看作是建设近代化国家的重要条件，主张在工业化建设实践中解决培养科技人才和提高文化科学水平的问题。他说:“建设事业，必须学问。”又说:“中国富强事业，非先从事普及教育，使全国人民皆有科学知识不可。”

中山先生也重视提高国民的道德素质。孙中山认为:“要维护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还有道德问题，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二）多种渠道培养人才

中山先生提出了三种培养人才的途径:

一是 “多开学堂”，以培养新式人才。“今天下之失教亦已久矣，古之库序无闻焉，综人数而核之，不识丁者十有七八，妇女识字者百中无一。此人才安得不乏，风俗安得不颓，国家安得不弱？此所谓天生之材自安于弱，虽多置铁甲、广购军装，亦莫能强也！必也多设学校，使天下无不学之人，无不学之地。则智者不致失学而嬉，而愚者亦赖学以知理，不致流于颓悍’妇孺亦皆晓诗书。如是，则人才安得不盛，风俗安得不良，国家安得而不强哉！” 1903年他在日本东京创办青山军事学校，以培养革命军事人才。孙中山还在日本创建了中国最早的航空学校，即 “中华革命党近江八日市飞行学校”。1914年，孙中山在东京设立政法学校，以培养政法干部。1924年，他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创办了著名的黄埔军官学校，为建立一支新型的革命武装队伍培养了大批军事骨干。

二是“多派留学生到各国之科学专门校肄业”。在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孙中山还派留学生出国深造，鼓励学生到美、法等国勤工俭学。毕业后再入各种工厂练习数年则能够经营实业。

三是利用外籍引进的人才培养华人。

（三）主张实施全民教育和义务教育

他在《致郑藻如书》中倡导“多设学校，使天下无不学之人，无不学之地”，要努力实现“人无贵贱皆奋于学”的目标。他还主张实行义务教育“多办义学，让一般没有钱的人都可以去读书。”

中山先生尤其主张提高妇女地位、注重女子教育：“提女子教育为最为重要之事。”主张对女子进行专门教育，倡导开办女校，培养妇女人才。他在广东女子师范十七周年校庆纪念会上讲话中指出：“我国有四万万人，一半是男人，一半是女人。……所以我们革命之后，要实行男女平权。广东的省议会，要有女议员。女人能够和男人一样做议员，与闻国家大事。”

三、用人

（一）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孙中山1894的《上李鸿章书》中就指出：“其用人也，务取其所长而久其职。故为文官者，其途必由仕学院，为武官者，其途必由武学堂，若其他，文学渊博者为士师，农学熟悉者为农长，工程达练者为监工，商情谙习者为商董，皆就少年所学而任其职。总之，凡学堂课此一业，则国家有此一官，幼而学者即壮之所行，其学而优者则能仕。”“人既尽其才，则百事俱举；百事举矣，则富强不足谋也[[i]])。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孙中山就是根据各人的优长来安排工作，如军事方面主要依靠黄兴、陈其美、李烈钧、许祟智、蒋介石等人，政治方面主要倚重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等，理论宣传工作由陈天华、章太炎、朱执信、戴季陶等担任，财政方面常常由邓泽如、廖仲恺等负责。”

（二）用人唯贤

孙中山襟怀坦白，不记私怨，对那些与自己政见不合的人，甚至是反对自己、背叛过自己的人，只要能转变立场，仍一如既住，给以信赖，量才擢用。他在《复温树德函》中曾说：“苟忠于文之主义，虽仇可友。”如杨坤如、李云复等，“皆尝围攻公府，谋贼吾命，文犹许其自新，任之不疑”。他还宣布：“除背叛民国罪在不赦外，其余附合北方伪政府之人，凡愿自拔来归，有悔过之诚者，悉于宽免。其有一长足录，苟操守可信，均可量予录用。”

同时，孙中山针对当时中国资金少、技术落后、人才缺乏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利用国外人才为国内服务，并认为利用外国人才是发展中国实业的捷径，是“兴国之要图”、“救亡之急务”。他说：“凡是我们中国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利用外资，利用外才，以图中国之富强。”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就是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这样，“十年之内，我国之大事业必能林立于国中，我实业之人才亦同时并起。十年之后，则外资可以陆续偿还，人才可以陆续成就，则我可以独立经营矣。” [[ii]]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说:“欢迎列国之雄厚资本，博大规模，宿学人才，精练技术，为我筹划，为我组织，为我经营，为我训练，则十年之内，我国之大事业必能林立于国中，我实业之人才亦同时并起。十年之后，则外资可以陆续偿还，人才可以陆续成就，则我可以独立经营矣”。孙中山认为中国需要两种类型的外籍人才:一是军事人才，帮助中国训练军队。二是实业人才，以帮助中国发展实业。而实业人才中最急需的则是发展交通运输、商业、农矿事业的外籍专门人才。在引进人才的来源问题上，孙中山没有特别偏好，只要有真实本领，无论来自何国都持欢迎态度。在引进人才途径上，孙中山主要论述了三种:一是托外国友好人士代聘。如:委托美国商人戴德律、咸马里将军夫人等物色、代聘工程技术专家、经营管理百货公司专家等。二是由外国借款公司推荐。如:1923年4月签订的《广州成都金币借款合同》规定:“一俟提供此项借款，即由政府与受托人协同推荐，并由政府委任一有名望之加拿大或英国顾问工程师公司与督办协同办理此路事务。其驻中国代表应是加拿大人或英国人，应是建造期内总工程师”。三是请外国组织或政府选派。由于孙中山一直未能掌握全国政权，无法指挥中国驻外公使，以致近代中国引进人才的主要途径———中国驻外使馆不能帮助孙中山引进人才。

（三）废除终身制

孙中山主张能上能下，能官能民，“朝做总统，夕可解职；朝为军长，夕可归田”，废除官位终身制。孙中山还以身作则，在南北议和之时，毫不犹豫地卸去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

四、励人思想

（一）重奖创造发明者

孙中山主张重奖创造发明者。他认为，要想使国家振兴，迅速发展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的各项社会事业，使中华民族快速崛起，就必须鼓励发明创造，用重奖的方法去激励人们搞创造发明。他说：“虽一才一艺之微，而国家必宠科名。” “学者倘穷一新理，创一新器，必邀国家之上赏”。他想以此达到激励人才、造就人才的目的，“是故，人能为奋，士不虚生”。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就下令奖励翻译和介绍西方各种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以表彰他们的贡献。对于那些办实业有成绩的企业家，他为之题写匾名和赞词，以示关怀和表彰。他还说，国家建设一定要依靠专门家，只要他们有本领，忠心为国家做事，就应当把国家大事放手交付给他们，要尊重、信任专门家，调动专门家的积极性，而不能处处设卡，限制专门家，使其主观能动性发挥不出来。

（二）高薪激励

孙中山主张“厚其养廉，永其俸禄”。给予优厚俸禄，改善官员门的生活与工作条件，使他们“无瞻顾之心而能专一其志”，使之专心致志地工作，激发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加强监督

孙中山主张加强对政府官吏的监督。他强调给予人民以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否决权来管理政府，还主张建立监督官员的专门机构对政府官吏进行监督，要求集中外之精华，防止一切流弊，“便要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监察权”，这样，“对于政府之中的一切官吏，一面可以放出来，又一面可以调回来，来去都可以从人民的自由”。

（四）以事业励人

孙中山一生向往大同世界，而“天下为公”则是大同世界思想的核心。他认为，“天下者，是天下人之天下”，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使“人人平等幸福”。为达此目的，孙中山以改造天下为己任，主张通过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实现经济平等；通过“三民主义”达到“民有、民治、民享”，实现政治平等。建立平等、自由而富强的中国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甚至献身。

（五）以身作则，感召天下

孙中山勤政为民，廉洁奉公，一生“尽瘁国事，不治家产”。他在任临时大总统期间，办公场所和居住条件都十分简陋，北洋军阀提出给予他总统“厚禄”，遭到他的拒绝。他说:“他人出血汗犹未得偿，我能腼颜独被优异耶?”，他宽以待人，不计夙怨。他认为只要忠于三民主义，“虽仇可友”；“除背叛民国罪不在赦外，其余附合北方伪政府之人，凡愿自拔来归，有悔过之诚者，悉予宽免，’；“其有一长足录，苟操守可信，均可量予录用。”如此胸襟和器量，连他的政敌也极为叹服。